说清制度优势

　　长江网评论员 肖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历史首次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全面系统明确了中国的制度本质、制度优势和前进方向。

　　这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之治”提出全新认识，第一次把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理论依据、历史经验、强大根基、民心向背讲得清清楚楚，既总结了制度优势，也确立了制度自信，从而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面向下一个70年，为“中国之治”擘画了辉煌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制度自信的根据是什么?现在已经得到明确回答。在国家的巨大跨越发展中，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一系列“制度之问”曾不断涌现。有一段时间，我们讲述中国制度“是什么”“优势何在”，往往因为要寻找各种“参照标准”，或者变得说不清道不明，一些人甚至说得不太理直气壮了。体现于社会思潮层面，我们常见一些人对中国制度“照猫画虎”，使中国的制度图景被各种理论舶来品所定义、所“刻画”。

　　比如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学者曾说，“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不能称为制度优势;一些外国媒体甚至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中国的制度优势而是劣势。这次全会把“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列为中国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这就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协同能力这一“制度优势”讲清楚了。

　　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升期，但也往往有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我们看到中国高铁一路飞驰，中国手机占领全球半数市场，但有的人对中国的变化一时半会还没有“回过神”来。这种认识的“滞后效应”，虽不奇怪，但需要改变。

　　国家制度，最能体现人类文明的复杂性。惟其如此，一个国家的制度成熟定型之路，不仅是考验制度设计，它要面临国际上的“价值观冲突”，也要构造国内的“制度凝聚力”，要经得起历史经验、国际比较、民心向背的重重叩问。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廓清认识、扫清思想迷雾。

　　西方国家的制度构建和设想，往往散见于各种政治理论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用近两万字的《决定》，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制度、治理体系作出系统完备的总结与部署，这是世所罕见的。全会回答了中国之治的时代之问，使制度自信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牢固确立，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和国家治理问题的历史开创性贡献，在党和国家历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都有分量极重的位置。